红四方面军在取得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的胜利之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第三次“围剿”，并夺取了长期盘踞在根据地内的反动据点黄安和商城，使鄂东北、豫东南、皖西三个地区连成一片，在巩固的基础上得到迅速扩大，成为当时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这块根据地东至津浦铁路，西到平汉铁路，北临淮河，南濒长江，处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与国民党中央政权隔江相峙，既震慑南京，又威逼武汉，被国民党当局视为心腹之患，总想除之而后快。

　　因此，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尚未完全结束前，1932年5、6月间，国民党当局便积极准备对鄂豫皖苏区发动更大规模的“围剿”。此时，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已经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准备“全力剿共”。5月2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蒋介石亲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总司令的命令。6月12日，蒋介石在庐山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确定“围剿”红军的总方针：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消灭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红军，然后全力进攻中央苏区。企图以重点进攻、分区“围剿”的办法，达到各个击破红军的目的。

　　为便于指挥，实现这一“围剿”计划，6月23日，蒋介石将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设于汉口，副部设在蚌埠。国民党“围剿”军组成左、中、右三路军，以何成浚任左路军司令官，担负对湘鄂西苏区的“围剿”；中路和右路军则全力“围剿”鄂豫皖苏区。中路军司令部设于河南信阳(后移至湖北广水)，蒋介石兼任中路军司令官，刘峙任副司令官；李济深兼任右路军司令官，王钧任副司令官。中、右两路军共26个师又5个旅约30人，另有4个航空队。

　　中路军共指挥6个纵队、1个总预备队。第一纵队由第二十路军总指挥张钫指挥，统辖第四十五、七十五、七十六等师，位于河南潢川、固始、光山地区；第二纵队由第一军军长陈继承指挥，统辖第二、三、五十八、八十等师，位于信阳以西至罗山地区；第三纵队由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马鸿逵指挥，统辖第三十五师、骑兵第三旅，位于京汉铁路之信阳、广水一线；第四纵队由第三十一军军长张印相指挥，统辖第三十、三十一两师及一个特务旅，位于湖北麻城、宋埠、黄陂地区；第五纵队由第四十七师师长上官云相指挥，统辖第四十七师及后增加之第五十四师，位于蕲春、广济地区；第六纵队由第十四军军长卫立煌指挥，统辖第十、八十三两师，位于平汉铁路线上的孝感、花园地区，总预备队由第十三军军长钱大钧指挥，统辖第八十八、八十九师，集结于汉口。

　　右路军司令部设于安徽省六安，共指挥3个纵队，1个总预备队。第一纵队由第四师师长徐庭瑶指挥，统辖第四师，驻守正阳关地区；第二纵队由右路军副司令官王钧兼任指挥，统辖第一、七、十二师，布置于六安、霍山地区；第三纵队由第二十五路军总指挥兼第三十二师师长梁冠英指挥，统辖第三十二师，位于霍山南部至潜山地区；总预备队约两个师，集结于合肥。

　　此外，还有第十三师驻平汉铁路两侧，第三十三师驻蕲水，新编第二十师驻光山，第三十四、三十八、四十旅驻正阳关、六安、霍山等地，分别担任第二线“围剿“任务。国民党军队鉴于以前“围剿”失败的教训，这次“围剿”改变了策略。其战术是：“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遇红军主力，据地固守，待援合围；击破红军主力后，并进长队，四面堵截，等等”。计划第一步，从东西北三面发起攻击，攻占黄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等要地，网开一面，从东南方向将红四方面军驱出鄂豫边境；第二步，实施东西夹击，将红军主力压缩至长江北岸，聚而歼之。同时，蒋介石还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实行保甲制和“连坐法”，企图强化其各级党政机关和地方反动武装，并动员外逃土豪劣绅“回乡执政”，以配合其军事进攻。至1932年6月，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部署已经基本完成。

　　针对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的严峻形势，1932年6月5日，中共中央在《为反对敌人“围剿”给各苏区的军事训令》中，一开头就明确指出：“敌人对于进攻苏区的计划已经有了新的布置，蒋介石自任鄂豫皖‘剿匪’总指挥，李济深为副。胡宗南第一师已调安庆出合肥，徐庭瑶第四师坐镇蚌埠，防止红四(方面)军进占安庆，并保持津浦路的交通。目前利用全力向湘鄂西苏区进攻，预备击破这一方后，转向红四(方面)军后方进攻，调往汉口得力军队为八十八、四十七、五十四(师)及川军三十六团。”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忽略甚至没有看到敌人已把“围剿”的重点放在鄂豫皖苏区上面，因此给鄂豫皖红军下达的任务是：“鄂豫皖红四方面军，除以二十五军巩固皖西北新发展根据地外，主力应向西行动，扩大与巩固鄂东区，以一师以上的兵力过平汉路，配合红三军行动，消灭徐源泉、肖之楚等主力，造成平汉路两旁孝感、武胜关间比较巩固的新根据地，必要时可重新进攻黄陂、威吓武汉，调动敌人进攻湘鄂西力量，求得战争的解决，以造成保卫武汉的形势。”这个作战任务是脱离实际的“进攻战略”，忽视了为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鄂豫皖苏区和红军必须要做的迫在眉睫的准备工作。

　　面对这种情况，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向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建议，提出红军必须立即准备，以对付敌人的进攻。但作为鄂豫皖苏区党和红军最高负责人的张国焘，已被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头脑，对形势作了极为错误的估计。他认为，目前已根本消灭“围剿”，现在是由冲破包围进到消灭敌人包围的时候。他提出的作战任务是：第一步进逼罗山，破坏京汉路，并以歼灭新到这一带的第二、八十师和第十五路军为目的；第二步，沿京汉路南下，歼灭宋埠、黄陂一线敌人，威逼武汉。

　　根据这一安排，6月下旬，徐向前率领红军主力由潢川地区西进，并以红十二师向京汉路信阳、广水段出击。6月25日，红军攻下鸡公山，歼敌第三十五师一部。这时，红军已连续作战七、八个月，十分疲惫，亟待休整。因此，徐向前、陈昌浩再次向鄂豫皖中央分局提出建议，停止在京汉路的作战行动，回师根据地，休整部队，准备迎击敌第四次“围剿”。6月27日，红四方面军向黄安县城以西20多公里的河口地区集结。

　　7月初，在河口西北10多公里小镇夏店，张国焘主持召开鄂豫皖中央分局会议，讨论军事行动问题。徐向前和陈昌浩再次提出停止进攻作战的建议，并指出：“自从去年秋天洗马畈战斗以来，我军连续作战，疲惫已极，当务之急是养精蓄锐，休整训练。应当停止外线进攻作战，把主力摆到鄂豫边界，一脚踏在根据地，一脚踏在白区，边休整部队，边掩护地方开辟工作，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作准备。这样，老区既能巩固，新区又能发展。同时，部队主要就粮于新区，还可以减轻老区人民的负担，乃一举数得之策。”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建议，如按这一建议去做，红军部队立即转入反“围剿”的准备工作，还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可是，张国焘、沉泽民对迫在眉睫的“围剿”仍然漫不经心，反对红军进行休整。经过争论，会议还是按张国焘、沉泽民的意见，决定红军主力南下进攻麻城。后来的事实证明，夏店会议给红军确定的错误的战略方针，是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最为失策的决定，种下了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祸根。

　　夏店会议后，徐向前、陈昌浩保留自己的意见，服从组织，按照中共中央分局决定，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十、红十一、红十二、红七十三师及独立第一师南下进攻麻城。当时的动员口号是：攻下麻城，攻下宋埠、黄陂，打到武汉去。

　　麻城是鄂东重镇，位于黄安东南部，黄陂东北部和皖西重镇金家寨南部，地处三地的中间地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是敌人长期经营的一个坚固城池，是插入鄂豫冀苏区内的一个顽固堡垒。敌人死守麻城，即可以牵制红军兵力，又可以东西相援，配合中路、右路军“围剿”作战。为此，蒋介石下达了固守麻城、拖住红军的命令。守敌第二十一军军长张印相，筹集了充足的粮食和弹药，作好了坚守准备。因此，鄂豫皖中央分局围攻麻城、夺取麻城的决定，恰中蒋介石的下怀，使红军陷入进退维谷之中。

　　1932年7月初，骄阳似火，气候炎热。不少红军指战员患烂脚病，忍着疼痛，拖着红肿的脚板行路，十分艰苦。但兵贵神速，红四方面军还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麻城守敌，当即向麻城外围据点发起猛攻，以实现孤立和围攻麻城，吸打黄陂、武汉方向援敌的作战意图。

　　7月7日至8日，红军首先占领骑龙铺、长岭岗、阎家河、梅花脑、邓家竹园等地，并在红石堰、七里桥地区全歼敌第三十一师一个旅，俘旅长章祖卿以下官兵2000余人，缴枪2300余支，机枪40余挺，迫击炮40余门。随后，红四方面军主力控制了麻城以西的霸王山、麻姑洞至红石嘴一带高地，围住驻城西南中馆驿的敌第二十师一个旅，切断了麻城与宋埠、歧亭、黄陂的交通线，待机打援。这样，麻城之敌陷入红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但是，驻守麻城之敌凭城坚壕深，固守不出，红军屡攻未克。徐向前同陈昌浩研究，考虑到麻城外围地势平坦，敌人工事坚固，强攻不易奏效，另外援敌已与守敌靠近，于是决定以少数部队监视麻城敌人，主力向西南出击，进击仓子埠。7月18日，陈赓率红十二师一举攻占黄陂以西距汉口仅五六十里的要点仓子埠，歼敌一部，没收食盐万余斤。前锋进至黄陂，武汉为之震动。

　　为确保武汉安全，国民党军队急调第五十四师郝梦龄部由水路直趋仓子埠，第三十师彭振山部由宋埠、歧亭向南进逼，第八十九师汤恩伯部集中于祁家弯军站一带阻止红军西进，妄图对红军实行夹攻。红四方面军突然回师反击，于26日在李家集、靠山店、甘棠铺一线，重创敌第三十师两个旅，歼敌一个团，残敌溃退至宋埠、歧亭等据点。

　　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麻城作战，虽然消灭了一些敌人，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并未能实现红军南下的计划，既没有攻克麻城，打破敌人“围剿”的部署，反而使红军受其牵制，陷入被动。结果是消耗疲惫了红军，敌人却能从容进行部署和展开“围剿”。

　　正当红四方面军主力在麻城地区作战的时候，分布于鄂豫皖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开始紧缩包围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