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权与其他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国监察制度历经漫长演变,从先秦时期的纠察性监督、“以法治官、以法防官”,到隋唐御史台制度的确立,再到宋朝监司制度、元朝行御史台制度,直至明朝都察院制度、清朝监察法系统的形成,监察权的概念逐渐明晰,对限制官府权力、协调官民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无国家实践基础,但监察权力的性质及规范制约等问题已引发热议,并有过实践尝试。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央政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艰难探索监察制度,积累了丰富经验。总而言之,监察制度是我国各时期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监察权及其衍生的职务犯罪调查权因时代背景和功能差异而呈现出多种形式。
监察体制改革前,监察权依附于行政权、司法权,并需借助党内法规纪律约束来履行职能,非独立性特征明显,在国家权力配置中处于从属地位。改革后,《宪法》第三条明确了监察机关与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并立地位,监察权得以独立运行。《监察法》第四条进一步规定监察委员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外界干涉。这一变革使得国家权力结构发生显着调整,监察权与其他三种权力均由国家权力机关依法赋予。学者将新的权力体系称为“五权分隶”模式,或描述为“中国特色的权力分解制约体系”。新整合的监察权在与其他国家权力交互中,面临诸多融合挑战,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监察权必须面对的问题。
立法权,作为制定包括《宪法》在内各项法律的权力,由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这一国家权力兼立法机关所行使。而监察权,则是人民通过国家权力机关依法授权的结果,《宪法》第三条对监察委员会的产生及负责对象作出了明确规定。在监察对象全覆盖的视角下,监察权不仅体现为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其监督范围还涵盖了人大机关履行公职的人员,即立法机关工作人员。同时,《监察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明确指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履行职责时亦属于公职人员,亦受监察。由此可见,监察权与立法权之间的监督关系并非单向,而是呈现出一种双向性的特征。
监察权在设立之初就融合了改革前的行政监察权元素,与行政权有着深厚的渊源。《监察法》明确规定,监察机关在履职过程中,若需协助,相关行政机关如公安、司法行政、审计等应依法提供支持,尤其是处理超出监察机关职权但紧急且必要的事项时。同时,法律也规定,公安机关、审计机关等在工作中发现的公职人员职务违法或犯罪线索,需移送监察机关处理,这是监察机关利用行政机关资源发现线索的重要途径。由此可见,监察权在履行监督职责的同时,也依赖于行政权的特定辅助。监察权对行政权的规范行使负有监督义务,二者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构成了监察权与行政权关系的独特面貌。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肩负着履行法律监督的重要职责。在监察法治化的不断推进中,监察权能否在法治的轨道上规范行使,理论上也应当成为检察权密切关注的领域。这不仅体现了法律监督的全面性、深入性,也彰显了法治原则在监察工作中的重要性。同时,监察机关在完成调查工作后,若发现相关行为涉嫌职务犯罪,还需依法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进行审查起诉。这一过程中,监察权与检察权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密的监察与司法衔接关系。正是这种衔接关系的存在,使得案件能够顺利从监察法体系过渡到诉讼法体系,反腐败工作也从监察权阶段顺利迈入到检察权阶段。
监察权与审判权之间存在着多层次的紧密联系。监察机关对审判机关公职人员具有全面监督权,构成了两者关系的基础层。审判权负责查证与裁决包括职务犯罪在内的案件事实,使监察权与审判权形成了案件“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联。在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下,是否将这一理念贯穿监察职务犯罪调查全程成为讨论焦点。若肯定此理念,监察权与审判权将呈现附属关系,监察部门需为审判权行使做好准备,监察调查人员可能需出庭作证。同时,职务犯罪监察调查与刑事侦查相似,其结果需经审判考验。因此,在诉讼与监察制度改革背景下,监察权与审判权关系的辨析仍在持续进行中。
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权融合了行政监察、反腐败预防监督和职务犯罪侦查等多项职能。在监督层面,监察委负责对公职人员进行廉政教育与监督检查,采用检查、提醒、函询等方式,并强调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加强法治和道德教育。在调查层面,监察委负责调查各类职务违法与犯罪行为,但在实践中需明确区分违法与犯罪调查,以避免权责不清等问题。在处置层面,监察委则负责对公职人员作出政务处分、问责,移送涉嫌职务犯罪案件至人民检察院,并提出监察建议等。可见,监察权是一种功能复合型的权力,其内涵包括教育引导、监督检查、违法与犯罪调查、问责、监察建议、政务处分等多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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